大案要案刑事辩护技巧

在大要案刑事辩护中，律师只有明确自己是什么，能够干什么，才会更清楚要干好什么．否则在大案要案辩护中一味责怪“我讲我的，你判你的”、“法院如何判决与律师何干”种种不尽人意的“外因”，而不在“辩在于精、理在于行”的内因上下功夫，无助于律师在个案及整体执业水平提高．

“重在参与，不计胜负”作为以“成败论英雄”、以“结果论是非”的相对论，在现实生活中可作为一种自慰，却不为人们普遍接受，经济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白猫黑猫论”，高考中的“唯分数论”均如此．但是大案要案刑事辩护则不同，“重”诉讼过程，“轻”诉讼结论，应当成为诉讼辩护行为准则．

首先，从诉讼法理而言，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经合法程序所产生的结论，不管是否合理，均应接受，传遍中国诉讼法学界及司法界的美国辛普生案典型意义亦在于此．自九十年代初启动的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又经1997刑事诉讼确认的庭审模式，已相当突出诉讼程序过程的独立性及重要性．

其次，从辩护制度的作用而言，律师辩护旨在为法官断案创造兼听则明的条件，律师无权断案，也无权左右法官如何断案．

再次，从诉讼证明责任及认识论角度而言，举证责任在“民”，证明责任在“官”，对同一事实控辩双方的认识会有差异，依法唯有法官才能下判，一旦判决生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基于以上缘由，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欲否定或改变指控内容，唯有在诉讼过程中“下足功夫”，才有可能“功夫不负有心人”，获得理想的法院裁判结论．大案要案刑事辩护，“重”诉讼过程，“轻”诉讼结论除以上所述缘由，更有以下特别需要注意之处：

l、大案要案审查要求之严厉、规格之高，不是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拟．无论在事实认定、政策理解及法律适用方面，笔者不认为作为—名辩护律师会比司法机关有更高明之处．当然人无完人，大案要案即使经过高规格的审查程序，不排除仍会存在事实证据、法律适用问题．作为一名辩护律师要提出不同于已有结论的意见，争取不同于已有结论的辩护结论为法院所采纳，应当清楚自己是什么，能够干什么，怎么干什么．不切实际的“重”结论，向当事人许诺诉讼结论，效果不是欺己便是欺人．

2、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胜诉、败诉问题，在笔者看来，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据实依法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否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取舍权在法官．

3、坚持刑事辩护优劣的正确评判标准，不以结论是非论英雄．衡量辩护律师胜诉败诉的标准应当是看他是否发现了所有应当发现的事实依据及法律适用问题；是否很好地组织运用这些问题表达出有利于被告的辩护意见；是否能审时度势地采用恰当的方式让法庭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辩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法院判决发挥有限的监督制约作用．

讲法律、讲政治、讲社会效果

刑事辩护应当讲事实，讲法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更是以法律为唯一法宝．离开法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将一事无成．

相当部分刑事诉讼庭审调查举证质证及辩论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主要是事实之争，而不是法律之争．可是不少事实之争与法理见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不少事实之争所涉及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领域．法律并不是空洞、抽象之物，要注意通过讲法律来讲政治，讲社会效果，笔者以为这符合目前的国情．无论是社会文化传统观念，还是公众评价标准，目前我国上上下下对法律的崇尚，虽已过渡出启蒙阶段，可尚没有到达“法律至上”的境地．

通过讲法律来讲政治、讲社会效果，讲法律不仅是途径，还是动因．庭审诉讼，分析论证控辩事实不能脱离程序法所确定的诉讼规则，更不能脱离实体法所确定的判断讼争是非的规格、标准．因此，事实之争也是法律之争．没有法理识辩能力，既无法进行有力的事实之争，也无法对事实之争作出正确的判断．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不能坚定的树立起基于对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的信心，基于对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办案的信任，基于律师工作的特点所开展的“重”诉讼过程、“重”庭审举证质证有效的辩护，很难会取得或根本不可能会取得实际的、良好的辩护效果．

举证质证“嘴硬”，法庭辩论“嘴软”

因此，大案要案的刑事辩护，关键不在如何进行法庭辩论，而在于法庭调查如何质证举证．

1997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庭审模式及审判方式改革，已将律师法庭辩护的重心从法庭辩论阶段前移至法庭调查阶段．在时间上，控辩双方在庭审调查阶段可以对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在内容上，包括对证据的关联性、客观性及合法性，从实体到程序均可作为质证辩论的范围．庭审调查阶段的举证质证，重中之重．

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达到客现真实的程度，客观真实需要由确凿、充分的证据作支撑．案件证据辩清论明，辩护结论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物，无需多费口舌，有时还不言自明．当然法庭辩论是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论证举证质证思路要点，亦是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继续和展开．

从法理角度讲，对基于同一法律规范调整的同一事实，控辩审三方应当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不会发生很大的或原则性的分歧．辩护人并非一定要提出与控方不同的观点才能显出辩护人的价值，辩护人提不出不同观点的案件并非没有辩护人的作用．即使辩护人认为有不同观点，且据实依法有理有据，也要思忖如何提出，方式要得当，用词要谨慎．可适度加强表达力，却要把握分寸，不能因为控方某个证据存在瑕疵，便出言指责控方“草菅人命”等．除此，大案要案的辩护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辩护论点的可行性．

庭审调查阶段，举证质证不“手软”，追求举证、质证原理与技术在庭审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辩护论点定位应适度．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刑事辩护原理讲，属于法定的辩护种类，虽不同于“无罪辩护”，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辩”进退余地大，且相当靠拢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相对无罪”或“疑罪从无”，虽“宁软勿硬”，其实则为“软中有硬”、“棉里藏针”．在是非已讲清理明情况下，遇到仍不明事理的“蛮缠”，并非要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方才解“馋”，点到为止更显律师儒雅学识，大度气质．

大胆敢辩与谨慎善辩

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辩护律师上庭是否“有话”说，比如何“说”来得更实际．如无话可说，才是刑事辩护律师更“头痛”之事．当然“有话”说，是有道理的话，而不是胡言乱语．律师要在法庭上说“话”，并非一个敢字可以解决问题．不仅大案要案，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胡言乱语的“律师说话”，不仅无助于刑事辩护，更会有损于律师本身形象，法庭辩护不以“敢辩”为荣，而是以“善辩”为尊．

首先，善辩需以敢辩为前提，没有敢辩，也不会有善辩．为刑事被告辩护是律师的法定业务及职责，只要据实依法辩护，没有必要顾虑辩得对错．辩得有理被法院采纳，律师功不可没；即使辩错，律师亦不会因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为确保律师“敢辩”，不少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律师享有庭审言论豁免权，我国虽然没有如此明文规定，却亦有法律明确据实依法提出有利于被告的材料和意见是律师的法定职责．

其次，没有善辩的敢辩近似于瞎辩，辩不如不辩，大案要案的辩护更是如此．善辩，就要揣摩举证质证的策略，讲究庭审发问技术，审时度势，要在发现问题，讲清问题，使控审方接受辩护观点上下功夫．善辩，就要反复掂量，权衡再三．律师在法庭上讲的话，应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正在想的．善辩的律师应能善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准确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应对之策．善辩，不是胆怯，而是真正的会辩与敢辩．

再次，无论是敢辩还是善辩，要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重，不以辩护人的一时痛快为快，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一言一行，虽与律师本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最终结果将体现在被告人身上，由被告人承受．律师在法庭上是被告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通过律师的辩护，应得出有利被告人的法庭辩护效果．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敢辩和善辩”，最终无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有损于律师形象．

大案要案刑事辩护的忌讳

法庭辩护是律师发挥个人才智的机会，众目睽睽的大案要案更是律师难辩出名的时机，如何辩得有理、有力，辩得正确、得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1、对确有事实、法律证据作无罪辩护的辩护用语，要注意不损害检察机关形象，忌辩护用语具有不正当的煽动性与鼓动性．

2、对有罪证据间有矛盾、不一致的案件，要作证据不足辩，忌草率提出被告人无罪的辩护观点．

3、对控辩双方观点不一致的案件，或控方存在明显缺陷的指控证据及内容，坚持据实依法辩护，既要敢辩更要善辩，忌“得理不饶人”．

4、忌随意为被告人评功摆好，在适用法律问题上提出双重标准．

5、要尊重法庭，服从法官主持的庭审活动，忌忘乎所以，当庭任意评判法官主持的庭审活动及如何断案．

6、法庭辩护举止儒雅，言行文要明，忌手舞足蹈，语态失度．

从以往案例判定刑事案件成功辩护的5条金律

题记：基于对无罪的渴望，取保也成为当事人及家属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这也是特定环境下，可以接受的一种现实路径选择。但这一路径的达成，是可谈讨、可研究、可归纳总结而实现的，绝非玄妙的虚无，也不是各路知识拼凑的起来的“纸上谈兵”。

8月12日，在北京转东北办案的途中，回想起最近刚收到的判决：2.7亿非吸案的梁总被判一年十个月。对此家属杨女士表示可接受。而我思考的，是对这样原本无罪的案件，怎样尽力终止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或者提前取保？我相信，对有无罪基因的案件，需要的是终极辩护方法的探寻。而思考的参照样本，是自己4年来32起无罪和成功取保的案例。

刑事辩护在我看来，可通俗地归纳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成功辩护，落实七个环节非常重要。

一、发现问题

这个阶段，就是接案后通过会见、阅卷，发现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专业律师介入宜早不宜迟，而专业律师亲力亲为，才是发现案件问题的关键。

对此，我不认同什么技术决定论。电子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人，但人，始终是核心的因素。这是因为，会见、阅卷，是发现案件问题的开始，而问题的发现，除了当事人告诉你的“口述事实”，更重要的是法律上的事实，特别要重视在案卷宗材料。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正是在案的证据材料，而不是别的什么你讲的，或者他讲的，可以左右案件的走向。但对于案件证据，存在哪些问题？这种问题或者那种问题是怎样生成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促成侦查人员有罪的认定？只有通过思考，才能产生对证据的认定予以支持，或驳斥的应对方案。

比如，目前正办理的诺远资产涉嫌非吸案，通过阅卷，笔者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侦查阶段对当事人李某某的“非法所得”，作了远远高出事实的错误估算。究其原因，是证据材料中以当事人最近一年的收入，推算其三年来的总收入。而事实是，李某某三年前入职时，收入只有案发前的约一半，试用期则更少，只有三分之一。二是同案人吴某某，对我当事人李某某的上级，作了夸大的陈述，导致侦查机关认为，李某某是直接向涉案公司总裁负责，但此处的原因无法通过阅卷本身解释。后来通过会见，才了解到，原来吴某某与当事人，曾因费用报销问题，存在过节，导致吴有意在多处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供述。三是在案笔录显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用了大量篇幅，向当事人李某某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分析其背后逻辑，原来侦查机关的入罪逻辑是：李某某既然知道公司的内部情况，则必然为涉嫌犯罪的高管。知悉公司内部情况，与法律规定的在单位犯罪中起到决策、指挥、操纵、协调的作用，存在根本区别。出现这样的错误，显然是对法条理解和认识不到位造成的。这三个问题的发现，首先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阅卷，其次需要思考和比对。否则，仅仅是字句的罗列，或字句的摘取，而没有经过有经验头脑的过滤，则是不能发现的。

对发现问题阶段，笔者归纳的辩护金律为：一、对在案卷宗材料之间，以及与会见时当事人陈述的比对，二、参照法律规定，对在案证据所起作用的提炼。

二、分析问题

该阶段要分析的是：哪里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在分析问题阶段，重点是对解决问题方法的取舍。就像医生对症下药一样，考虑对什么样的问题，选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

比如笔者办理的某外籍人士C某涉嫌对敲式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案。案件中的“对敲式”外汇经营模式，需要三方主体，即境外的外币收购方、境内的人民币支付方、境内的资金过桥方。其具体动作是：境外的外币收购方，通过向持有外币现金的持有者收购外币，再通过国内资金持有方，支付人民币，经国内资金过桥方账户，给付到境外外币出售方所指定的国内账户。至此，“对敲式”外汇交易完成。而案件中的C某，仅系钱庄经营者的一个客户，却因为曾介绍过境外经营者阿龙给其亲戚甄某认识，在不了解地下钱庄经营及利益分配，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的情况下，被错误拘捕。该案明显的是案件定性，出现问题，即，将交易方认定为经营者。对此，假设沿用一些“老师”所传授的“数额辩”，花费大量时间去分析涉额数额，因为本案金额达2.8亿多元，由此入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不说，更重要的是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耽误宝贵的时间，会贻误战机。

当然,也有案件需要综合多种方法进行辩护。比如今年办结的江苏某非吸案，通过法理辩，在审判阶段开始时，打掉了450万诈骗罪的不实指控。后来在质证、证据核实阶段，再综合运用数额辩、情理辩，使法官认识到定性及数额计算中存在的问题，取得了1.6亿元非吸金额5688万金额无法偿还情况下，三年的轻判。

分析问题阶段的难点在于，如果需要法理辩，而辩护律师法学功底欠缺，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错失辩点。对此，成功的方法，是在准确分析的基础上，准备多一套方案，即采用“+1原理”。

比如前述江苏非吸案中，审判阶段对450万的诈骗罪指控，如果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因为被害人并非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所以仅从诈骗罪的要件出发，也可得出无罪的结论。但要准备多一套讲道理方案，也可以从案件一旦作出非吸和诈骗两罪的判决，这样，就会导致现实中，不可能再出现非吸罪，而都将成为非吸+诈骗罪。原因是，所有非吸罪之所以案发，都是因为集资款无法偿还。在这两套方案中，相对于前者的法理阐释，后面的概括式说理，相当于刑事说理中的“B计划”，通俗易懂，更易于为倾听者消化，更容易达到说服的效果。本案中的法官，正是采信了概括说理，通过退回重新起诉，最终公诉人取消了对诈骗罪的指控。

相对来讲，分析问题所耗费时间是少于发现问题的过程，但对法学功底要求较高。对非法取证的问题如何界定？电子证据质证的核心难题在哪里？司法会计鉴定与审计报告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如果之前缺乏相关知识基础，就会很抓狂，甚至错失有效解决有效辩护的机会。对此，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述所，还是需要平时的积累。

对分析问题阶段，笔者总结的金律包括：三、扎实的法学功底，和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准确搜索；四、对同类案例的精准检索能力。

三、解决问题

总体讲，辩护的重点在法庭，但其实，侦查阶段的37天黄金救援期，与检察官有效沟通，同样可以改变案件走向。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调取证据申请、特定法律问题的专项法律意见等，都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使当事人走出牢笼。笔者今年初办理的陈某某涉嫌私募基金非吸案，正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取保释放。

解决问题阶段，法律文书的运用，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当然要辅之以恰当的口头表达，以及基于丰富司法经验的动态应对。具体应该怎样搭配，既有相对固定的套路，又可以千变万化，而纵使千变万化，又万变不离其宗。

以今年办结的吉林四平某金融犯罪的上游犯罪案件辩护为例，在法庭审判阶段，总体讲，是抓住了发问、质证、辩护、回应等环节，揭示问题、阐明观点、挎问人心，但其实庭前会议的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申请、侦查人员出庭申请，均是可能引起法庭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有经验的刑事律师，其实是“行走的刑辩艺术师”，而综合辩护效果，是停留在书面上的“纸上谈兵”的知识拼图，所无法比拟的。

解决问题阶段，是刑事辩护的结果产出时期，需要做的工作，是以法说理、以情说法，法理情交融，视情展开动态的全面辩护。刑事辩护之所以魅力无穷，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其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因案而异的，是需要通过现场思辨，引发庭审现场共鸣，或者引起控辩双方共鸣，进而达成无罪的“奇效”。

在解决问题阶段，笔者归纳的辩护金律是：五、专业透彻的书面表达，与浸透同理心、渗透了对案件深入研究、充分说法析理的口头表达相结合，以富有感染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一举一动皆有深意的微表情、微动作贯穿，通过现场思辨，动态、全息决策，书面与口头双剑合璧，打造一气呵成、直击人心的无罪辩护。

基于对无罪辩护规律的探寻，笔者经历了长期的思索和艰苦的实践。所幸近年所办案件出现不少成功的结果，包括32起无罪和成功取保的案例。为总结经验，提示后来者，也为寻找刑事律师者作提示，特推出《从成功辩例探寻无罪辩护经验谈三十讲》。本篇为第二十讲，此前十九讲包括：《这些年，我所做的无罪辩护》《东北“网”事：扫黑热潮中的不实指控成功不诉》《刑事案件无罪有哪三种可能？重大刑事案件成功辩护有什么方法？》《家长里短式的辩护不可取》《无罪辩护现场思辨的七个要决》《刑事辩护现场思辨的重点》《刑事辩护的艺术：从<绿皮书>看刑事律师的书面辩护》《诛心辩：不可不知的高端刑辩技能》《直击人心的辩护，如何为公诉人所需要？》《怎样打造非法集资案的无罪全辩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律师该怎样针对司法性文件法理辩？》《非法集资案件，该如何恰当地情理辩？》《什么是重大复杂金融犯罪刑事案件辩护的细节？怎样赢在细节？》《什么是刑事案件的案前辩护？有什么作用？》《非法集资犯罪中，数额辩与无罪辩、证据辩是什么关系？》《非法集资案，数额辩对庭审准备有什么特别要求？》《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怎样把犯罪数额降下来？》《非法集资案，“从旧兼从轻”刑法原则适用于司法解释类文件吗？》《侦查阶段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进阶九法》。敬请关注！欢迎交流、咨询。具体32起成功辩护案例，可加工作微信沟通。微信：jacksoul1503。